海南、西藏、新疆……热门旅游目的地接连出现新冠肺炎疫情，其中三亚形势尤为严峻，数天之内新增上千病例，且仍在高位运行阶段，因疫情管制而滞留岛内的游客一度达8万多人。这个暑期的最后，社交平台上“游玩攻略”让位于“回家攻略”，很多人感叹“出去玩就像开盲盒”，一不小心就人在囧途。

舆论中不乏对滞留游客的谩骂，认为他们疫情期间旅游是添乱，被困是咎由自取。这当然不对。在国家防疫政策的尺度之下，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，宅家或者旅游，只是不同的方式而已，个体的选择无需被评判，更不应被指责。疫情短期内不会消失是现实，所谓“特殊时期”其实是一种常态，不能要求所有人都用特殊姿态去应对常态。暑假正值疫情相对平稳的时期，如果这时大家都整齐划一地“宅家”而不出去消费，机酒旅游业的复苏恐怕更没有希望，它们已经在重压之下苦撑了很久。长远来看，最终，所有人都为经济不景气、社会不活跃买单。这应当成为一种社会共识。

公共讨论更应该着眼的是，在疫情常态化的现实下，如何最大程度降低疫情给旅游带来的不确定性，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有章可循，心里有数。这也是旅游城市必须修炼的内功。对于游客而言，突发疫情时更稳定的政策预期，是这些城市除了风景、美食、服务之外的另一种软实力。

旅游尤其是跨省旅游，必然伴随着开疫情盲盒的风险，在当前的防疫政策下，有可能滞留，有可能转运隔离，从而导致时间和经济的损失。个体在行前应当意识到这些不确定性，也应当承担一部分。作为成年人，如果只讲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不承担选择之后对应的风险，那是“巨婴”。

但让游客承担全部的风险损失显然不合适。游客、商家、地方政府三方都是旅游消费这一行为的受益者，游客收获精神愉悦，商家和地方政府则有经济收益。商家应当和消费者一起分担一部分风险。至于比例如何，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处理，前提得是实打实的共担，比如酒店给滞留游客房价打折，就得是真折扣，而不是在虚高价格下的打折。至于舆论，不要纠缠于“住五星酒店的都是有钱人，住得起”，且不论是不是真住得起，程序正义本身就有稳定预期的作用。更何况，真正不差钱的是少数，大部分游客还是受限于旅游预算的工薪族或中产阶层，如果超预算的风险太高，范围太大，会严重挫伤公众旅游的积极性，对于亟待旅游消费来解困的商家来说也是伤害。

地方政府则应当依法依规承担起相应的责任。滞留游客本身没有任何过错，他们配合疫情防控而不能自由归家，是他们让渡了本属于自己的法定权利，当地政府有责任照护好他们。首先，政府在处置突发疫情时，对游客群体要释放最大的善意，真正做到以人为本。要科学地做减法，而不是一味地做加法。这表现在，应科学地开展评估风险，尽早尽多地让滞留旅客踏上归途，而不是不分风险等级，一刀切地就地隔离。让低风险游客尽早回家，不仅让游客心安，也可以减轻政府自身的财政负荷及服务保障的负荷。政府也应当出台标准化的离开辖区的方案，让游客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，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回家，政府要尽可能帮助游客畅通渠道、满足条件。

其次，那些不得不滞留的游客，可能分为两种情形，一种是确实风险高，需要就地集中隔离的，另一种是相对低风险，但暂时又不满足离开条件的。对于前者，应当给与和本地居民一样待遇的免费的集中隔离；对于后者，是否可以考虑给与游客选择权，免费的集中隔离或者像此次三亚一样以折扣的优惠续住酒店，地方政府可以给接纳滞留游客的酒店一定的补贴。当然，最根本的还是促成这些游客尽快回家。

疫情发生三年以来，国内已经经历过多次旅游目的地突发疫情，从去年的额济纳、张家界，到今年的北海、三亚、新疆、西藏，未来这样的情况还会发生，这是常态。地方政府和旅游业是时候建立一种常态的应对机制了，哪怕是惯例或者共识，都会有助于形成更稳定的预期，让公众出行前更充分地权衡风险，做出选择，权责自负。长远来看，这对疫情时代旅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，保住了消费，才能保住市场主体，也才能保住经济和未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