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办离职手续的时候，心里还是咯噔一下，真的要说再见了，真的没办法再回头了。”王三川说，“但是你要问我，要不要回头，我不要，我一点都不后悔。我觉得我做了选择，就是正确的。就算选择有问题，我也会尽全力去证明，它是对的。”

王三川在上海的一所小学，做了十年小学美术老师。学校就在她家附近，通勤只需走路10分钟。但是，她辞职了。2022年寒假，她刚刚办的离职。

与此同时，各大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们，正在为教师编制考试忙碌着。

每年有多少人想当老师？教师资格证报考人数连年攀升，即可窥见一斑。2019年，教师资格证报考人数突破600万，2020年报名人数达到990万。2021年报考人数突破了1100万人，而2021年出生人口才1062万人，也就是说，2021年报考教师资格证的人数，比新增的新生儿总数还多。

但是，教师资格笔试的通过率大约只有30%。这还不够，还要再通过学校的考核，才能成为一名有编制的教师。

教师编制就像是一座城堡，城外的人千辛万苦也想冲进去，而城里的人又想逃出来。

当老师不只是脑力活 还是体力活

王三川毕业的时候，拿的是高中教师资格证，但是却去了上海一所小学当美术老师。

她喜欢孩子，“小朋友笑一下，心就要融化了”。她觉得幼儿园的孩子还很懵懂，中学的孩子又会叛逆，小学生则可爱又纯真。

美术是副课。不过，即使是副课老师，也不轻松。王三川一周满课时是18节课，但是“基本上都是超的，不仅要上课，还要带社团，再加上课后延时服务，合一起一周大约要上21节课。”

除了上课，王三川还需参加教研活动。她任职的学校，美术学科是每周一下午外出教研活动，半天时间没办法上课，课时就只能浓缩在其他时间里。

每周三和周四，是王三川最忙的时候，“从进了学校就开始上课，一节课接着一节课的上，不停歇，一直上到下班。有时候忙到连上厕所都来不及”。

“当老师挺累的，不只是脑力活，还是个体力活。”小学的楼房一般是四层，王三川的学校也是。她要到不同的班级上课，就要在办公室、教室、办公室之间来回跑。“有时候，上完一天课，回到办公室，要坐在座位上歇好久，然后再下班。”但她却是学校里最轻松的老师之一。

王三川也做过班主任。大学毕业前，她就在任职的这所学校实习。代课半年后，正式入职。在编之后第一年，王三川就当上了班主任，需要处理很多繁琐的事。

当班主任第二年，王三川又做了大队辅导员。大队辅导员统管学生所有在校活动，做三年规划，准备活动方案，执行方案，做总结。

每周一的升旗仪式，也是大队辅导员王三川的工作范围。每周日晚上，她都无法好好睡觉，担心第二天早晨，升旗仪式会出差错。小朋友是不可控的，升旗、自我介绍，整套流程走下来，很难确保每个环节不出错。但是这种焦虑，王三川又找不到解决办法。

“怕第二天升旗手突然生病了没来，怕他们自我介绍没背熟，怕升旗不能升到顶。”就是这种很细微的担心，让三王川压力很大。

每周一早晨，学校还要进行班级才艺展示活动，各班级每周轮换。这也由大队辅导员负责。“大大小小，只要学校里面牵涉到学生活动，都由大队辅导员负责。那时候我觉得每天都处在高三的状态，没有时间跟朋友去娱乐、社交。”

做了大队辅导员一年半之后，王三川的身体宣告罢工。“我得了甲状腺的病，促甲状腺素非常低，好在发现得比较早，否则身体可能就扛不住了，甲状腺就要坏掉了。”

评完一级职称 就陷进了职业倦怠期

王三川这么拼，是因为新教师刚进学校的前几年，是出成绩的最佳时间。

王三川不仅要给学生上课，要当大队辅导员，还要尽可能多地参加区级公开课、专业技能比赛、辅导学生获奖……

“我当时参加了很多这种比赛，为评一级职称做准备。”王三川参评的时候，还是称“小学高级教师”。“刚进校，过了见习期，默认是二级教师。见习期（一年）之后，签正式合同。签完正式合同，教龄满5年，可以评一级职称。不过，现在可以提早一些参评。”

为了评职称，新教师入职的前几年，需要尽可能多地累积资料。“要多准备能跟别人比的，在评职称过程中能胜出材料。比如全国奖项、市级奖项，区级奖项份量都不是很重。”

王三川觉得，做老师的头几年，真的非常苦，既要面临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又要在专业技能上获得更多的成绩。

评完一级职称，如果不想进入学校管理层，普通老师的上升通道就触碰到了天花板。“职称一旦评到了，再去像刚当老师时，那样去拼公开课、比赛，本身是没有太大价值了。老师也就没有了刚刚进学校，要评职称时候的积极性了。”

王三川觉得，老师的职业倦怠期，可能就是在评完职称后两三年，因为没有了再向上的动力。“我应该是做了七八年的时候，评完职称一两年，我就觉得学校的生活挺没劲的。自己教学经验有了，教材的内容一年又一年的重复，没有很大的突破了，也就没有了再去突破自我的需求了。”

即使如此，王三川也从来没有想过，她会离开教师行业。她一直以为，自己会做到退休。

即使刚刚当老师那几年，她觉得很苦很累，都没有想过不做老师。后来遭遇职业倦怠期，为了改变自己的状态，她努力发掘兴趣爱好，拓展业余生活，在工作以外的生活中，寻找成就感和满足。此时，她也没有想过不做老师。

直到2021年夏天，她在深圳做了一个月的冲浪义工，他们称冲浪的人为“浪人”。回到上海后，她就产生了非常想要再去体会冲浪的日子。

“回上海以后，我就非常不适应，很想再去过那样的生活。”王三川也告诉自己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她是一名编制内的教师，不可能为了冲浪这件事，放弃做老师。“我觉得这个代价有点太大了。”

王三川很想按下人生的暂停键，能让她保留教师职业，先去过两三年的在海边冲浪生活。等过腻了，或是不喜欢了，再回到教师岗位，像以前一样，能有教师的福利待遇，教师的退休金。“好想这样，但是我知道不可能。”

我不想一直重复 重复到60岁退休

最初，王三川觉得，她和那些“浪人们”，是不一样的。“他们流动性大，一个地方待腻了，就换一个地方，不稳定。”而她在体制内，有“铁饭碗”。

刚开始，王三川觉得他们的生活、未来，很不确定。不像她，有确定的未来保障。但跟他们一起待久了，优越感消失了，思想也慢慢发生了改变。“我觉得他们也挺好，虽然不像我这么有保障，但是自由自在，也在享受他们的人生。”

王三川甚至开始觉得，那样的人生，未来也未必会过的不好。“虽然是未知的，但是又有希望。而我的人生，虽然已知，但就是一潭死水，毫无波澜的感觉。我就一直重复、重复、重复，重复到60岁，然后退休。”

“站在我现在的位置，往前看，我已经做了十年的老师，觉得放弃很可惜。但是往后看，如果60岁退休，我还有28年。”王三川觉得，前十年就已经如此厌倦，要继续重复这样的日子，再过28年，“我就一哆嗦，太可怕了。我觉得我28天都撑不下来，更何况重复28年。我受不了了。”

辞职的事，王三川原本还有再思考一年半载的念头，但又觉得过段时间，这个兴头可能就灭了，“改变就要趁着现在的这股冲劲”。

“如果到了35岁，我还在做老师，就不可能再变了，我的人生就定死了。”王三川觉得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把握住这股冲劲，也就冲了。

看了太多40岁左右老师的煎熬，她也很担心自己。“40岁左右，前期已经付出了十几年，甚至二十年，后面又有二十年，卡在中间位置，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，就很难受。”如果现在不变，王三川担心，自己也会很快陷入这样尴尬的境地。

既然不想未来的28年都过重复的日子，“就不要犹豫，不要等到自己的成本再扩大了以后，再去纠结与不舍。”

下定决心后，王三川马上和学校领导做了沟通。之后，王三川又做了半年老师，从暑假到寒假，直到学校找到合适的老师，她就能离职了。

离职之后，王三川去了海南。“如果不是体验过了冲浪的生活，是更快乐的生活。我觉得我过去十年做老师这件事，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。”王三川说，“已经熬到了年头，也已经是资深老教师，业务能力也相对比较出色，全国的奖也都得过”。

未来，王三川决定把她曾经的副业做成主业。“如果没有耳环的小生意，我也不会这么冲动的去辞职。”王三川喜欢冲浪，但是却不能以冲浪为生。

她打算在海边卖耳环。学美术的她，能够自己设计自己制作，也曾颇有市场。她曾利用周末，在上海集市上摆过摊。一个月，周末8天，摆摊卖耳环的收入，能抵得上她做老师一个月的收入。

“做耳环小生意，生计是可以维持的。再用自媒体好好经营一下自己，人生可能又有其他的可能性。” 王三川是这么想的。